高处不胜寒,这句话放在古今中外都很合适。为什么?因为一个人一旦站在高处,往往会发现很多事情已经不再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。在那样的位置上通弘网,一个正确的选择,或许能换来一个好结局;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圆满的结局,所以很多时候,人只能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
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。他凭借手中的笔和独到的见解,得到了主席的赏识,迅速登上了无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然而,当他抵达巅峰后,却没有始终如一,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,导致他失去了一切。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陈伯达的起落,以及他为何会从高处跌落。
要成为一个著名历史人物,必须具备非凡的能力,否则根本挤不过那座“独木桥”。陈伯达凭借手中的那支笔,成了当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。这支笔不仅让他声名远扬,也把他推上了权力的顶峰。在一段时间里,他尽享权力中心带来的各种红利。然而,正是在这一阶段,他做出了改变命运的选择,从此一落千丈。
晚年的陈伯达曾回忆道:“我的一生是个悲剧,我是个悲剧人物,希望人们能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。”他还说:“我是一个罪人。我的回忆,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。”古人云:“能补过者,君子也。”但陈伯达却自称是“小人”之辈,愿意一生批评自己,以稍稍弥补自己的罪过。这些话透露出他对自己错误的深刻反思,也希望后人以他为戒,不要重蹈覆辙。
展开剩余80%在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候,陈伯达遇到了主席,得以站上更大的舞台,成为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。建国后通弘网,他官职一路高升,成为主席30多位秘书中职务最高的一位,甚至位列“第四号人物”。这本是无数人求之不得的荣誉与权力。然而,身处高位,他面对的诱惑也越来越多。庐山会议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,自此他从巅峰跌落谷底,灰头土脸地回到北京。
回京后的陈伯达深知荣誉已不再属于自己,整日郁郁寡欢,独自踱步,想寻求出路。他平日生活简朴,唯一的爱好是买书,甚至因书太多请秘书为自己建了一个小型书库。闲暇时,他常在书库读书,希望通过学习获得新的启示。然而庐山会议后,他心情抑郁,读书也读不进去。那次会议上,主席对他严厉批评,使他从高位跌入谷底,昔日的门庭若市如今也不再有人登门。
他想见主席,便多次打电话给主席秘书徐业夫,得到的回复却是主席在休息或太忙无暇相见。见不到主席,他又打电话给康生,却始终无人接听。无奈之下,他只好拨通总理的电话。总理接了,并安慰了他一番,这让陈伯达感动至深,一辈子都没忘记。
但不久后,他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自由出门。秘书也接到了“相关通知”通弘网,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失去自由。绝望之下,他甚至向管药的同事要安眠药,但对方担心他寻短见,最终没有给。
这一时期的陈伯达压力极大,常常失眠,但真正寻短见的可能性并不大。1970年10月18日,陈伯达家中原来的警卫被调换,新警卫接手。紧接着,在那场举世瞩目的审判中,他被判处18年刑期,从这天开始计算,1988年10月17日刑满,不多一天,不少一天。同日,他的两名秘书及相关人员也失去了自由,所有待遇全部被取消。
陈伯达在极度紧张中度过了10个月零25天,每天如坐针毡,担心自己遭遇最糟糕的结局。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所犯下的错误,若真遭受枪决也不冤。
1971年9月13日凌晨,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,但陈伯达对外界早已一无所知,还是事后才得知。当晚,他刚服下安眠药入睡不久,就被两名穿军装的壮汉叫醒,来不及弄清情况,便被拉起穿衣塞进车里。汽车疾驰在漆黑的城市街道上,只有轮胎压过石子的声音打破沉寂。他看着两侧表情严肃的军人,内心忐忑不安,幻想汽车停下,但这是不可能的——时间只能向前走。
不久,汽车停在一座高墙前。陈伯达下车后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,不愿进去,还大喊:“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!”他指的是自己曾经救过主席的命,希望凭此能改变命运。虽然这一喊没能阻止他入狱,却让他的狱中生活条件有所改善。
刚入狱时,他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,连床都没有,只能睡在草垫上。他曾在采访中回忆,这段时间一度想过自杀了结。然而,他的待遇很快改善,不仅有专门的炊事员,还会征求他的伙食意见,这在当时极为罕见。
陈伯达被单独关在小楼三层,可以自由走动、看报、写文章,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生活比在家还好。外部局势动荡,但他未受波及,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主席去世后才有所下降。后来,黄永胜、李作鹏、邱会作、吴法宪也被关进秦城,待遇同样不差。这些人曾为国家立下功勋,因此功过分明,不能只看过错。
曾几何时,陈伯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,但他的风光不过五年,随后便失去一切。这也许提醒我们:做人还是平淡些好,不要一味追求名利,这样才能安稳度过一生。
对此,你怎么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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